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（被评为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文人是谁）

他是现代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学者。

他是文坛泰斗沈从文的学生！

他，脱俗，擅长华丽辞藻；脱俗，镌刻在红尘时代！

他被誉为“抒情的人文主义者，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学者，最后一个士大夫！”

他就是汪曾祺。

汪曾祺师从沈从文先生。1939年夏，19岁的汪曾祺报考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因为他读过沈老的小说，所以心中充满了对沈从文先生的崇敬。但直到大二的时候，汪曾祺才正式接手当老师。他说沈老总是在作业上留下长长的批语，还会介绍一些西方作家的小说。这也为汪曾祺日后中西合璧的风格奠定了基础。不仅如此，沈老发现汪曾祺的素描技法非常独特，在他的鼓励下，汪曾祺把这种质朴发展成了自己的风格。谈及自己的学生，沈从文谦虚地说:“他的小说比我的好。”

你还记得初中语文课本上的“端午节吃鸭蛋”这篇文章吗？那是一种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安心的文风。文章中是这样描述鸭蛋的:“筷子头往下一扎，吱——红色的油就出来了，高邮咸蛋的黄色是红色的。”我们不难从简单的几句话中窥见作者对故土的热爱，以及他朴实大方的文笔。

现在的人似乎已经习惯了标新立异，比如吃饭的时候穿梭在各种调味剂编织的浓重的味道中。水不再是水，而是颜料和香精混合的瓶子。散文也是如此，没有吸引人的标题、搞笑的句子、灵活的语言，散文似乎就不再好了。我们不评论它是好是坏。毕竟时代是文学的家园。

但汪曾祺先生不一样。在他的名著《受戒》中，他描写了小和尚明海和农家少女小英之间天真而朦胧的爱情。爱上一个和尚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放在任何时代的浪漫又刺激的题材。然而，出乎意料的是，王先生并没有把缠绵的爱情纠葛或如火如荼的情感冲突写出来。他用极其简单的文字将他们的故事融入到日常生活中。简单说一下。

比如他的另一部小说《冰夷》中有一段话:所有的灯罩都要每天清洗。晚上，铺膏药。从点灯到王二来店里坐，一直在铺膏药。“到十点钟，把先生们的小便池都放在床下，该吹灭的灯都吹灭了，到了门口，他就可以准备睡觉了。先生们在里屋睡觉，陈先生在店里睡觉。把铺盖放好，摊开，这就是他自己的世界。”睡觉前，他总要背两句《汤头歌姬》——药店先生总要懂一点药。“在汪曾祺的作品中，似乎故事是一种人生的选择。他的小说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，而是通过白描挖掘出现实世界中看似平凡无味的场景的真正趣味，就像我们的炖菜只加几勺盐一样。传达原文的原汁原味。

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，汪曾祺就因为“右派”被关进牛棚。这对文学界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时期。无数文人墨客，名人都无法承受这十年的浩劫。或者他们自杀:老舍、傅雷、容国团等。

或者在忍受磨难之后写下伤痕文学:比如刘和他的“班主任”冯骥才，《铺花之路》。然而，几乎与此同时，我们在“洗礼”中看不到任何蛛丝马迹。给人感觉比任何时代都优越。有学者撰文:他的《受戒》，如东风第一枝，在伤痕文学盛行的情况下，对中国文学具有鲜明的拐点意义。

晚年汪曾祺先生仍坚持写作，主要是改写自己年轻时写的小说。由此可知，他真的是一位精益求精的文学大师。站在一个时代，他终于为这个时代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。

梁文道先生评价:在生活无法平静的年代，依然坚持看到生活平静的味道，是对这种不平静生活的一种反抗和救赎。